全球20%左右的玉米、糖料、植物油脂被炼化为了燃料乙醇（粮食）、生物柴油（油脂），然后添加到汽柴油中“烧掉”。

以中国为例，大豆种植线从华北平原一路推回至黑龙江，中国、印度、欧盟等人均耕地异常紧张的国家和地区，不仅没有大规模进口主粮，甚至反过来大规模出口主粮，印度以不足中国一半的粮食占有量，出口了全球近40%的大米，欧盟则出口了全球1/7的小麦。

其中尤以中国为甚，中国的国储长期储存了全球近一半的水稻、小麦和玉米，如水稻、玉米国储库存一度在2亿吨以上，不考虑长期储存带来的品质下滑和跌价计提，仅2011-2016年支付的玉米储存费用就超过2000亿元。

只要在亚非拉的中低收入国家中，才有可能小范围出现古代大饥荒的场景。

加上乌克兰和俄罗斯出口了全球近1/3的小麦和大麦，1/6的玉米以及1/4的菜籽油和葵花籽油，3月份两国发生地缘冲突后，正值北半球春耕的东欧大平原，粮食种植和物流几近停滞。

在欧美发达国家，这个数据只会更高，因为中国人的第一大肉类来源是猪肉等白肉，生猪的肉料比（每公斤饲料转化率）虽然低于鸡的0.7，但商业化养殖的三元猪的肉料比也在0.5左右，而牛肉等红肉对饲料的转化率不足30%。

因为相比各国的粮食生产来说，主粮贸易是一个微不足道的“跳蚤市场”，比如全球大米贸易市场的体量在5000万吨左右，而全球水稻产量超过7亿吨，贸易量不足10%。

而且经历过中世纪时代周期性的大饥荒之后，主要大国基本都有“国储”或者类似“国储”的制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全球玉米、小麦、大豆、糖料的期末库存消费比长期维持在0.3-0.4之间，相比大部分工业品动辄只有2-3周的库存，这个库存水平不可谓不高。

以美国玉米为例，大约1/3的玉米被嘉吉、邦吉和ADM的加工厂加工成了燃料乙醇，在巴西，大约55-60%的甘蔗被直接送进化工厂，变成了汽车行驶的燃料。

这个比例无论如何不足以支撑四大粮商“支配”全球粮食市场，这只能支持其在部分市场和线路上占据主导优势。

美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1700公斤以上，所以美国人不仅实现了牛肉自由，更实现了燃料乙醇自由。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500公斤，所以中国人勉勉强强实现了猪肉自由。印度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20公斤，毋庸置疑大量印度底层人民难以饱腹，但印度每年出口的大米高达2000万吨以换取外汇、平衡赤字，这个出口量可以供一亿印度人民吃喝。

中国2020年人均粮食消耗量是497公斤，但其中直接食用的水稻和小麦（包括以粮食为原料的副食品），不足300公斤，近50%的粮食摄入，是以肉类的形式。

在“粮食危机”来临之时，首先受到冲击的，就是亚非拉的中小国家。

所谓“粮食危机”，与其说是粮食产量的危机，不如形容为支付危机，恰如《我不是药神》中假药贩子张长林的话“这世界只有一种病，那就是穷病”。

以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期货挂牌价格为例，相比2年前5月，大豆、糖料价格上涨了100%，小麦价格上涨了120%，玉米价格上涨了140%，植物油脂的价格则上涨了200%。

以期末库存消费比（全年粮食库存可供食用时长）为例，近20年全球主要粮食作物的库存消费比从0.2一路上升到了0.3，但期间粮价节节攀升。

和大众想象中的“全球粮食大市场”不同，全球粮食贸易是两条“平行线”，中国和欧盟几乎是美洲玉米、大豆等“牲畜口粮”的唯一买家，亚非拉的一批国家如沙特、尼日利亚、伊朗等则是“人类口粮”的唯一买家，而卖家主要来自东欧和南亚。

在农业大发展之前的1900年代，美国和欧洲的主要肉食来源也是猪肉等肉料比较高的白肉，美国人均猪肉消费一度超过40-50公斤，考虑到欧美生猪出肉率低于70%（猪蹄、内脏、猪肉等一般作为饲料原料），折算后约等于每三人食用两头猪，比我们现在人均25-30公斤消费量还更高。

关于嘉吉、邦吉、ADM、路易达孚四大粮商操纵市场的阴谋论调，我们调用了